1941年12月7日凌晨，随着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一声令下，日军的三百多架飞机偷袭美军位于夏威夷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，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。

第二天，通过国会会议的讨论，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宣布“对日本宣战”，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达到顶峰。

在美国和英国召开的代号为“阿卡迪亚”的第一次最高级别会议上，中国被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，并任命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，负责指挥中国、越南、泰国等地的同盟军。

不仅如此，蒋介石还给当时的驻美国代表宋子文发去电报说：“请罗斯福总统选派一位高级将领，前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，这个人最好什么都不懂。”

其实，蒋介石并不需要美国派来的参谋长有什么真本事，他的真实目的是，通过参谋长向罗斯福传话，以便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军事援助。

蒋介石

1942年3月4日，约瑟夫·史迪威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，正式来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，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。

约瑟夫·史迪威于1935年曾经担任过国内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，是一个典型的“中国通”。当他使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向蒋介石介绍自己工作的时候，这与蒋介石所期望的人选大相径庭。

尽管蒋介石对约瑟夫·史迪威十分不满，但是为了能够向美国争取更多的援助，他也只好默认接受。

然而，就在约瑟夫·史迪威抵达重庆没有几天，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开始逐渐暴露出来。

当时，侵华日军几乎把中国沿海地区的港口全部占领，美国援助的战略物资仅剩一条“驼峰航线”可以运到昆明，成为了中国跟外界联络的唯一通道。

约瑟夫·史迪威

因此，当约瑟夫·史迪威来到重庆之后，他想要保住“驼峰航线”不被日军破坏，也就是昆明到缅甸北部再到印度这条运输通道，尤其是作为中转站的缅甸北部。

1942年3月8日，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，随后进攻重镇曼德勒，企图切断中国抗战的主要国际通道滇缅公路。

1942年5月，由于英国军队的不战而撤，导致中国远征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。在缅甸与日军激战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
为了保存实力，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在杜聿明的率领下，穿越可怕的野人山，退回到了云南境内，其中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不幸遇难。而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根据实际情况，决定脱离第五军的序列，按照约瑟夫·史迪威的命令，安全撤退到了印度的英帕尔。

就在撤退到印度的途中，约瑟夫·史迪威度过了自己六十岁的生日。此时的他正患有肝炎，与士兵们一起徒步行走，一起用餐，可谓是身先士卒。

中国远征军

随着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失利，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检讨大会上，约瑟夫·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吵，这也是他们两人之间的首次交锋。

约瑟夫·史迪威指责蒋介石说：“我在缅甸指挥作战，你却越过我，直接向部队发号施令，导致贻误战机。”

而蒋介石则认为，战败的原因是约瑟夫·史迪威的战术思想有问题。

蒋介石本身就对约瑟夫·史迪威非常不满，平时称呼他为“刺儿头”，两人互相指责，一度升级为人身攻击。

然而，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彻底让蒋介石对约瑟夫·史迪威的忍耐达到极限。

1942年6月21日，号称德军“沙漠之狐”的隆美尔率军占领了利比亚的图卜鲁格，使得苏伊士运河、地中海和印度洋航线面临严重威胁。

由于情况紧急，美国总统罗斯福于6月25日命令约瑟夫·史迪威，将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的轰炸机全部驰援埃及，同时命令正在飞往中国战区的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转飞埃及，配合英国军队作战。

罗斯福的这个决策，对于同样陷入危急之中的中国战场来说，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

接到罗斯福的命令，约瑟夫·史迪威感到十分为难，因为他知道，中国战场更加需要这批轰炸机，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向蒋介石解释。

无奈之下，约瑟夫·史迪威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，并把“轰炸机调往埃及”的消息告诉了他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蒋介石顿时大发雷霆，他大声怒斥约瑟夫·史迪威说：“事件之转变，足见中国战区未被重视，我想要知道，美国和英国到底有没有把中国战区当作同盟国的战区？”

于是，蒋介石把隐忍几个月以来的怨愤，以及对美国政府的不满，全部发泄在了约瑟夫·史迪威的身上。

不仅如此，蒋介石还指示驻美国代表宋子文，让他与美国政府协商，要求解除约瑟夫·史迪威身上所担任的所有职权。

其实，蒋介石这是在变相赶走约瑟夫·史迪威。

面对日益激化的矛盾，罗斯福专门派出身边的行政助理居里，前往中国劝说蒋介石：“约瑟夫·史迪威深得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信任，你不要把他赶回美国，否则你就会和美国军方的关系闹僵，况且重新派来一个人，也未必能与你相处很好。”

罗斯福

蒋介石转念一想，感觉居里的话非常有道理，于是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1942年7月，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败以后，约瑟夫·史迪威马上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，企图重新收复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北部。

关于约瑟夫·史迪威的计划，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向：

一是同盟国的英国军队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，从孟加拉湾打到缅甸北部；

二是将撤到印度的孙立人率领的新编第38军，从印度往缅甸北部的方向进军；

三是让蒋介石派出远征军驻扎在云南进行训练，从云南出发攻打缅甸北部。

这样一来，同盟国的军队从西、东、南三个方向夹击日军，从而收复沦陷的缅甸北部，然后打通从印度的拉姆加尔到云南的一条公路交通线，这样就能将美国援助的战略物资运送到中国战区。

然而，约瑟夫·史迪威的这个计划，直到一年之后的1943年7月，都没有能够具体实施。

史迪威

这个计划之所以会流产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，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于收复缅甸北部没有任何兴趣，自然不会下令英国军队参与作战。

在丘吉尔后来的回忆录《丘吉尔：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一书中，有着详细的记载：

“如果我们在缅甸北部的丛山峻岭里面去打日本人，那简直就是下到水里面去打鳄鱼。”

1943年10月，即使没有英国军队的配合作战，约瑟夫·史迪威也要坚持实施“反攻缅甸北部”的行动计划，他亲自率领中国在印度的军队，在胡康河谷打了第一场胜仗。

按照事先的行动计划，蒋介石派出的中国远征军也要同时从云南渡过怒江，进入缅甸作战。

但是，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却迟迟不见云南那边中国远征军的动静。

事实上，蒋介石之所以没有下达行动命令，因为他认为，若是没有英国军队在孟加拉湾发起两栖登陆作战，“反攻缅甸北部”的计划很难取得成功。

看到蒋介石如此顽固不化，让罗斯福感到非常生气。

1943年11月，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、英国首相丘吉尔，在埃及的首都开罗召开了著名的开罗会议，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和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，以及制定同盟国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方针。

其中，约瑟夫·史迪威也参与了开罗会议。

罗斯福单独与约瑟夫·史迪威见面的时候，问道：“蒋介石的军队还能抵抗多长时间？”

约瑟夫·史迪威回答说：“只要再来一次溃败，就全完了。”

罗斯福接着说：“若是蒋介石失败了，我们就支持蒋介石的接任者！”

正是由于这句话，让约瑟夫·史迪威误以为，罗斯福是想要放弃蒋介石了，于是开始秘密谋划刺杀蒋介石。

1943年12月13日晚上，在位于昆明巫家坝“陈纳德飞虎队”驻地一间密室里面，约瑟夫·史迪威给他的助手多恩布置了一项绝密的任务，代号为“蓝鲸行动”。

当看到“蓝鲸行动”的绝密计划以后，多恩大为震惊，因为这次的任务是要“暗杀蒋介石”。

多恩原来打算在蒋介石的饭菜里面下毒，但是，蒋介石的饭菜都是由最信任的人负责，根本无从下手，只好另外寻找其它的时机。

从1943年12月20日起，罗斯福连续发送了三份密电，催促蒋介石赶快命令云南的远征军渡过怒江，否则美国就要削减对中国的军事援助。

罗斯福

但是，面对罗斯福的再三催促，蒋介石依然不为所动，甚至还向罗斯福诉苦说：“中国战场形势险恶，让中国的主力军队从云南发起攻势，殊不可能！”

就当蒋介石寻找各种借口拖延发兵的时候，一个针对他的“蓝鲸行动”正在实施当中。

1944年3月，应印度政府的邀请，蒋介石携带妻子宋美龄准备访问印度，顺便前往兰姆迦慰问中国驻扎在印度的军队，这给多恩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刺杀机会。

按照部署，“蓝鲸行动”将选择在前往印度的飞机上实施，事先对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动手脚，以及把飞机上的降落伞破坏掉。

然而，就在蒋介石和妻子宋美龄即将登上飞机的时候，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，随即宣布取消这次访问印度的旅程。

蒋介石和宋美龄

尽管“蓝鲸行动”以失败告终，但是蒋介石和约瑟夫·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。

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之下，蒋介石还是命令云南的远征军，渡过怒江，进入缅甸配合约瑟夫·史迪威的作战。

1944年4月，侵华日军经过充分准备，又发动了“一号作战”，目的是要打通中原地区通往新加坡的铁路交通线。

面对中国紧张的抗战形势，蒋介石想要把正在缅甸北部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调回内地作战。而约瑟夫·史迪威坚决不同意，他认为，若是把中国远征军调回内地，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

由于双方的意见不和，蒋介石和约瑟夫·史迪威再次发生了激烈争吵。

此时的欧洲战场在同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，已经发起了大规模反攻，这与亚洲战场的局势形成了巨大反差。美国政府认为，既然一个美国将军可以指挥欧洲的同盟军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全权指挥亚洲的同盟军呢？

1944年7月7日这一天，蒋介石正在重庆召开抗战七周年大会，身穿一身军装的他正要登上讲台发表讲话，陈布雷突然给他递上一封罗斯福发来的紧急密电，内容中写道：

“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约瑟夫·史迪威。”

看完这份电报，蒋介石的脸色瞬间改变，他并没有直接拒绝罗斯福的这个要求，而是要求罗斯福派来一名代表，从中调解与约瑟夫·史迪威之间的矛盾。

很快，罗斯福派出一名私人代表来到重庆，这个人就是杰伊·赫尔利。

这个时候，蒋介石和约瑟夫·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十分僵化，蒋介石坚持要从怒江前线撤回军队，这样一来就会打乱约瑟夫·史迪威的战略部署。

1944年9月19日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文，以罗斯福的名义发送给蒋介石，再次强调说：“务必要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约瑟夫·史迪威，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，都要由你个人承担。”

面对这种奇耻大辱，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，他意识到，是时候跟约瑟夫·史迪威彻底决裂了。

1944年9月24日，蒋介石会见杰伊·赫尔利，并再次提出“让罗斯福召回约瑟夫·史迪威”的要求。

这一次，蒋介石显然是下定决心了，而且语气格外强硬地说道：“召回约瑟夫·史迪威的问题，涉及立国主义、国家主权和个人人格，绝对不能迁就，我已经下了最大决心。”

听完这番话，杰伊·赫尔利并没有劝说蒋介石改变主意，反而支持蒋介石的这个决定。

史迪威

1944年10月18日，在经过一阵深思熟虑之后，罗斯福最终选择召回约瑟夫·史迪威，改派科蒂·魏德迈将军接替约瑟夫·史迪威的位置。

对于约瑟夫·史迪威的离开，蒋介石自然是欣喜万分，他马上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说：“我确信最近的变化，将开始中美合作的一个更富于谅解，更亲密，更有成效的时期，而非以往任何时候可比。”

其实，约瑟夫·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场，对于中国抗战来说，无疑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军人，他痛恨国民政府的贪腐行为，更看不得中国的士兵吃不饱饭。

然而，约瑟夫·史迪威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工作生活，若是长期与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和思想理念不一致，那么离开中国也是迟早的事情。

1.《丘吉尔：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作者：丘吉尔；南方出版社出版；2003年4月1日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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